《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历史记叙研究》：一部藏文史籍中的中原地区历史记叙专题研究著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蒙古史 133 个

#元史 85 个

#内亚史 104 个

#中国史 154 个

#吐蕃史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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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藏文史籍中的中原地区历史记叙的专题研究，系统地梳理和解读藏文史籍中有关中原历史的叙述与描写，揭示藏文与藏文史学和汉文与中原史学间的文化交融，深化我们对包括青藏高原和中原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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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历史记叙研究》
作者：石硕曾现江黄博等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3月页数：432页定价：98.00元装帧：精装开本：32开ISBN：9787220125232

作者简介

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藏族史研究。著有《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青藏高原碉楼研究》《藏地文明探寻》等10余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现江，1976年生，重庆忠县人，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黄博，1982年生，重庆长寿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族史和宋史研究。著有《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地理考察》等。

内容简介

藏文史籍是记载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史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对藏文史籍中的中原地区历史记叙的专题研究。这些内容侧重于朝代纪年纪事、民族交流比如唐蕃关系、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等的记载，系统地梳理和解读藏文史籍中有关中原历史的叙述与描写，揭示藏文与藏文史学和汉文与中原史学间的文化交融，深化我们对包括青藏高原和中原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的理解。

绪论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第一节吐蕃时期藏文史料有关中原的内容第二节后弘期藏文史籍关于中原的记载

后弘期早期的伏藏文文献有关中原的记载

元明时期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

清代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

第三节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的研究价值第一章藏文史籍对先秦史实的记载第一节有关“三皇”的记载

太暤伏羲氏

炎帝神农氏

黄帝轩辕氏

对清代藏文史籍“三皇”记载的总体认识

第二节有关“五帝”的记载

少昊金天氏

颛顼高阳氏

帝喾高辛氏

帝尧与帝舜

第三节有关“三王”即夏商周三代的记载

夏

商

周

第四节关于元明藏史的旃檀佛像流传史记载第二章藏文史籍所记秦至唐初史实第一节秦至唐初的王统

秦朝

汉代

魏晋至唐初

第二节中原早期佛教史

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

天竺二僧东来传法

鸠摩罗什东来传法

第三章藏文史籍对唐宋史实的记载第一节对唐五代两宋王统世系的记载

唐朝王统世系

五代王统世系

宋朝王统世系

第二节有关唐宋政治人物的记载

唐太宗

武则天

文成公主

金城公主

第三节对初唐佛教人物的记述

玄奘

道宣

第四节藏文史籍有关唐宋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的记载

蛮子：对南宋称呼

西夏建国传说

第四章藏文史籍所记元朝史实第一节藏文史籍对元王朝王统的记载

《红史》所记元朝王统.

藏文史籍元朝王统记载的演变

元朝王统记述准确性探讨

王统记载的史料来源考察

第二节藏文史籍对元朝人物的记载

对元朝人物记载的演变

人物记载的正确性探析

第三节藏文史籍对元代宗教的记载

对元朝宗教记载的流变

对元朝宗教记载的真实性

第四节藏文史籍中对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记载

有关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记载的流变

对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记载真实性的探析

对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记载的史料来源及写作意图分析

第五章藏文史籍对明朝史实的记载第一节藏文史籍对明朝王统的记载

对明朝王统记载的演变

对明朝王统记载真实性的探析

对明朝王统记载的来源探析

第二节藏文史籍对朱元璋的记载

朱元璋记载的演变

对朱元璋记载的分析

有关朱元璋记载的材料来源

第三节藏文史籍对明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记载

各教派对明朝与西藏地方关系记载之比较

从教派背景分析明朝与西藏地方关系记载之真实性

对明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认识及其来源探讨

第六章藏文史籍对清代中原史实的记载第一节有关清代中原地区王统历史的记载

清朝王统世系

有关清朝获得传国玉玺的记载

清代中原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节有关清代中原地区宗教文化发展情况的记载

中原佛教发展情况

有关儒、道两教的记载

清代藏文史籍有关中原儒道释等宗教文化记载的价值与意义

第三节有关清代中原风土人情与地理的记载

对中原地域的整体认识

对中原地理范围的认识

有关清代中原政区地理、山川及城镇、户口等方面的记载

第四节族际关系中的“满”和“汉”

王统世系

地域

汉地佛教源流

清廷、皇帝及文武官员称谓

第五节 “རྒྱ་ནག”的内涵以及清代藏史所反映出的满、汉关系

参考文献

后记

02—

精彩文摘

本书绪论　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

自公元7世纪藏文创制以来，藏文史籍就成为记录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藏族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主要传承纽带。无论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还是后弘期的各种教法史、史册、王统世系等，都有不少关于中原地区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研究者多以其“史料价值”不高而不予重视，或仅局限于对其中个别记载“真伪”的甄别上，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知识系统，置于藏汉关系和藏汉文明交流的历史场域加以审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这些记载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对其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认识不足。系统地梳理和解读藏文史籍中有关中原历史的叙述与描写，揭示藏文与藏文史学和汉文与中原史学间的文化交融，可以深化我们对包括青藏高原和中原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的理解。

第一节　吐蕃时期藏文史料有关中原的内容

吐蕃时期遗留至今的藏文文献包括古藏文手卷写本、简牍和金石铭刻等三大类。在这三大类文献中，吐蕃简牍由于大部分出自下级军官、军士和基层官员之手，内容主要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基本上没有与中原相关的内容。在古藏文写卷和金石铭刻这两类文献中，与中原（唐朝）相关的内容也不多见，除一些译自汉文文献的写卷外，还没有发现有专门或独立记载中原的内容。

古藏文写卷有关中原的记载，首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其中又以P.T.1288《大事纪年》所载内容最为丰富。该写卷类似汉文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叙事清晰，笔法简洁，简明扼要地逐年记录吐蕃从狗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龙年（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共115年间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涵盖了和亲、唐使入蕃、战争、盟会及边境地方官员交涉等多方面。一是唐蕃和亲，对包括文成与金城两位唐朝公主先后入藏，以及两位公主的薨逝都有简明记载。二是唐朝使节入蕃，从猪年（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到虎年（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共计63年，唐朝入蕃使节17人次与吐蕃赞普或执政者相见于赞普牙帐。三是战争，包括双方在青海、河陇和西域等地区的10次大小不等的战争或边境冲突，以及“安史之乱”期间，吐蕃攻占长安，扶持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承宏为帝之事，而且对此事件的记载还颇为详细。至于唐蕃双方边境地方官员交涉方面的内容则只有一例。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第二部分P.T.1287《赞普传记》类似汉文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记载了七位赞普及其大臣的文治武功，举凡征战、会盟、联姻、交往等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神话和歌谣等都有记录。《赞普传记》共有十节，其中有三节与唐朝有关。一是赤祖德赞时期，吐蕃攻占唐朝瓜州以西各地，以及吐蕃在剑南地区所获得的重大进展，即南诏背唐投蕃事件。二是赤松德赞时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攻战，包括吐蕃军攻陷长安、立广武王为帝，韦·结桑达囊率军击败唐朝浑瑊，以及韦·赞热咄咄攻占陇山山脉以西各地、设立五道节度使等。三是唐朝大将王孝杰与吐蕃噶尔·钦陵的辩答与交战情况。

法藏敦煌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是一份译自于阗文的著名古藏文写卷。该写卷可能是有关于阗的佛教集成，应编撰于9世纪中叶，其内容繁杂，包括了于阗建国传说、于阗的守护神名号、于阗的菩萨名号、于阗的著名佛教寺院、于阗佛法的毁灭等。虽然P.T.960的主要内容是于阗佛教史，但仍有部分内容涉及中原。一是于阗建国传说：于阗最初的国王乃阿育王之子，当其初生，婆罗门言其具有殊胜妙相且比其父更具权势，阿育王因嫉妒而将其遗弃在于阗地方，得名地乳；毗沙门天王将地乳献给汉王，收为养子；地乳长成后，因与汉王诸子发生口角，被指实为弃儿，而非汉王之子，故请求离开汉王，寻找自己的国土；地乳与汉王所遣汉兵和侍从来到于阗，与一位被阿育王放逐的大臣所带的来自印度的士兵和随从相遇，共同建立了于阗城。二是提到了吐蕃赞普与汉王结成“甥舅”关系，汉地公主嫁吐蕃赞普为妻，在吐蕃修建了一座大寺庙，并提供田园，以供养逃至吐蕃的于阗僧人，而十二年后，公主死于黑痘之症。又称汉王、吐蕃王、回鹘王等引十万大军与天竺俱闪弥国难当王鏖战十二年而不能取胜，最终全军覆灭。

除《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P.T.960《于阗教法史》等文献外，还有少量敦煌古藏文写卷的内容对中原略有涉及。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主要记载了回鹘北方的若干族群——如突厥、契丹、奚、高丽等，其中也略有涉及中原之处。英国斯坦因从敦煌石室取走的残卷《吐谷浑纪年》（编号为Vol.69，Fol.84）也有关于唐朝公主Mun[1]cheng入蕃和亲事件的记载，但其中的Mun-cheng究竟是文成公主还是金城公主，是这份藏文残卷争议的焦点。P.T.16和IOLTIBJ7511是一组涉及赤祖德赞的祈愿文，系吐蕃的地方官员、属民、部落等为庆祝吐蕃与唐、回鹘会盟成功而修建的寺庙落成时而作，涉及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与会盟。

吐蕃7世纪初在青藏高原兴起后，持续东向发展，与唐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据研究者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唐蕃之间使臣交往多达290余次，其中吐蕃向唐朝派遣使者180余次，唐朝遣使100余次。在与唐朝的密切交往中，吐蕃积极学习和引进中原文化。据《旧唐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后，松赞干布“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开元年间，吐蕃又以金城公主之名，从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各一部。由此可见，随着吐蕃与唐朝交往的深入发展，中原的书籍——其中不乏历史典籍也传入吐蕃。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虽然发现的藏译汉文典籍并不多，但其中有的就是译自汉文史籍——主要是《尚书》和《春秋后语》。P.T.986是《尚书》的译文，共有四节，包括《泰誓》两篇、《牧誓》一篇、《武成》一篇，均属于《周书》的范围。英国伦敦所藏卷号为S.0799号的写卷也是译自《尚书》，其内容与P.T.986大体一致。从书写法及其所反映的语音面貌来看，P.T.986应成于9世纪中叶或末叶。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残卷P.T.1291是《春秋后语》的译文。这份文书曾被国内外藏学界普遍视为是《战国策》的译文，但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研究者已证实其应该是对《春秋后语》的节译，或者是对一部《春秋后语》的节译本的翻译，分为5篇策文，皆出自《魏策》。《春秋后语》是东晋时人孔衍所著，原著已佚，今传本为后人所辑。该书以《战国策》和《史记》为主干，旁采他书，采《史记》之编年，记春秋至楚汉之际七国之事，因其既在体例上保持了《战国策》分国纪事的特点，同时又弥补了《战国策》叙事纷乱的不足，故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到了唐、五代，颇有取代《战国策》之势，而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本子就多达十余个。显然，流行于敦煌的《春秋后语》也被人们译成了藏文。

据王尧等研究发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大事纪年》《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不仅撰写体例明显受到了以《史记》为代表的汉文正史的影响，而且《赞普传记》中有一则关于松赞干布之父囊日论赞的故事，理应是本自《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列传》的“毛遂自荐”这一著名的历史典故。此外，在敦煌文书中，人们还发现了变文即民间说唱文学文本《孔子项托相问书》的多个藏译本，分别是编号为P.T.992、P.T.1284、S.724的写卷，这三份写卷是目前所见古藏文文献中最早有关孔子的材料。这三份写卷的文字互有异同，就来源而言，可能P.T.1284、S.724是相同的，而P.T.992则另有其源。小儿项托问难孔子的故事在中古民间流传甚广，现存的敦煌变文就有多达15种《孔子项托相问书》，故上述三份藏文写卷翻译的来源不尽一致，既属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故事在当时吐蕃社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流传。

保留至今的吐蕃金石碑铭有十余件，其中只有三件涉及唐朝，分别是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和赤德松赞墓碑。唐蕃会盟碑亦称“甥舅会盟碑”“长庆会盟碑”，藏语称“祖拉康多仁”，意为“大昭寺前之碑”。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朝与吐蕃互派使臣先在长安会盟，次年又在逻些（今拉萨）会盟。长庆三年（823），吐蕃赞普将盟文刻石立碑，立于大昭寺门前，迄今犹在。该碑文主要是追述唐蕃双方的历史及双方的交往历史，强调唐蕃因和亲而结成的舅甥情谊，约定双方的边界划分。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立于赤松德赞时期，涉及吐蕃大臣达札路恭率军攻唐，深入长安，并立广武王为帝一事。赤德松赞墓碑则是简略追述了赤德松赞在即位之初率军攻唐，以及后来唐蕃双方订立盟约等事。

总体来看，吐蕃古藏文文献有关中原史实的记载并不多。无论是古藏文写卷，还是金石文献，除P.T.986和P.T.1291等译自《尚书》《春秋后语》等汉文史籍的卷子外，迄今还没有发现有独立或专门以中原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在记载有关吐蕃对外关系时才涉及中原地区（唐朝）。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唐蕃关系来说，其价值之珍贵毋庸置疑。不过，其中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毕竟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很难凭借这些材料来了解吐蕃究竟是如何认识、理解中原唐朝的，也难以判断一个比较清晰的中原观念在吐蕃社会是否已经形成，更遑论讨论其内涵等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几乎所有涉及周边四邻和吐蕃对外交往的古藏文材料中，唐朝都被置于首要位置，对唐朝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同样与吐蕃在战争、联姻、会盟等多方面都发生密切关系的突厥、回鹘、南诏等周边政权。视唐朝为大国、上国，以能够与唐朝发展关系而感到自豪，这样的观念在吐蕃藏文史料中已得到了相当明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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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后记

很多年前，我就发现一个现象，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原史实的记叙。从“三皇五帝”到“唐五代两宋王统世系”，从“夏、商、周”到“秦、汉、魏晋”，从唐太宗到武则天，乃至有关朱元璋的记载和传说等，从“正史”到“野史”到民间传说，几乎均有记载。这些记载自然有所本，有其出处来源，但在细节、人名和地名上常有一些错误，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对这一现象，我当时只觉得吃惊而已，并未怎么往深处想。粗略读了这些记载后，我得到一个印象：这些记叙不但是二手或三手材料，经过多次辗转传递，且存在翻译问题。所以，藏文史籍中存在的这些对中原史实的记叙，史料价值十分有限，至少对研究古代中原史实而言并无多大助益。这是当时我从传统史学角度得到的一些笼统认识。

后来，读藏文史籍《红史》，开始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青藏高原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封闭和孤立发展的。《红史》是成书于元代的一部主要叙述西藏历史的史籍，作者蔡巴·贡噶多吉曾担任元朝在西藏所封十三万户之一蔡巴万户的万户长达28年。他16岁时进京朝见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得到白银一大锭、银印、黄金饰品、绸缎等赏赐以及封为蔡巴万户长的诏书。从其生平看，他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并有过前往中原地区的经历。所以《红史》在叙述西藏各主要教派历史之前，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些章节：“汉地由周至唐的历史简述”“由汉文译成藏文的唐朝史书中的唐朝吐蕃历史简述”“汉地由梁至南宋的历史简述”“西夏简述”“蒙古（元朝）简述”等。这意味着一个重要事实：在14世纪，西藏的高僧大德们在书写西藏历史之时，并没有把西藏当作一个偏居一隅的高原地方来看待，而是将西藏放在了一个大的体系之中，这个大的体系不但包括了“由周至唐”“由梁至南宋”的汉地王统，包括了“由汉文译成藏文的唐朝史书中的唐朝吐蕃历史”，而且也包括了“西夏”和“蒙古（元朝）”等广阔的地域和历史。这样的视野、格局和见识不得不让人由衷钦佩。这深刻反映了一个事实，西藏的高僧大德们从来就是把西藏的历史及其社会发展同“汉地”“西夏”“蒙古（元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一种“大历史视野”，按今天的话来说，背后支撑这种“大视野”的正是一种潜在的、深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书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其中即有“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关中原史实的记叙，恰恰有力地证明了习总书记所说“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这一事实。这里的“书写”有两个含义，一是“实践层面”的含义，指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用艰苦卓绝的行动、用可歌可泣的奋斗所共同谱写的；二是“记录层面”的含义，指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记录、记忆和传承的。藏文史籍对中原史实的记叙，正是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的一个生动例证。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所以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离不开一个根本前提，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毫无疑问，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来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思路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使我们能在传统史料中看到一些过去被传统史学观念遮蔽的看不到、想不到或被我们忽视的丰富内涵与意义。我想，这可能正是这本《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历史记叙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其次，本书通过对藏文史籍中原历史记叙的系统梳理、呈现和研究，也为进一步认识藏族的中原知识的来源、中原认知及其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需要指出，本书只对藏文史籍的中原历史记叙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和初步研究，对其中所隐含的意义仅做了一些初步挖掘，旨在抛砖引玉，使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能对其中隐含和牵涉的诸多问题做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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